恶衣恶食出自哪里-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

1.七十二天：论语集解75士不以恶衣恶食为耻

2.《论语·里仁第四》09：一心向道，不比吃穿

3.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 。的意思

七十二天：论语集解75士不以恶衣恶食为耻

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一个读书人立志求道，却因为穿得不好，吃得不好而觉低人一等，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讨论道的。”

读此章，脑海里即刻跳出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年少求学的窘境：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，饿得两眼昏花，还得一天到晚干体力活。但这对孙少平来说，也许还能忍受，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带来的伤害，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面前，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，也能和别人领一份乙菜，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黄馍。这不仅是为了嘴馋，而是为了活得尊严。后来，当他沉醉于读书，贫困带给他的自卑感就没那么强烈了。他开始大大方方地与同学交往，由于读书多，许多人都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，这让他从中找回了自信与尊严。只是多读了点书，就能让一个人超越现实的窘迫，不再因恶衣恶食而在人前抬不起头，可见读书能充实人的德性，获得精神维度上的自我确认。所以，我将“士”字，译为“读书人”，是想劝勉读者，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读书，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不致在物欲的追逐中迷失自我。

李泽厚将“士”译为“知识分子”。在文化教育普及的今天，可以说人人都有文化、有知识，而“士”的要求不只是有文化有知识而已，还要有“使命感”，这也正是“知识分子”的本义，这是李泽厚站在自身学者层面发出的期许。

而士的古义见《白虎通·爵篇》“ 士者，事也，任事之称也 ”，士，就是为官家做事的人。“ 士居四民之首，其习于学，有德行道艺者，始出仕亦谓之士。 ”士出生于平民阶层。四民，指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士排在首位。士人自小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，具备一定才干，且德行称表乡里，就能被贵族聘为家臣，或出任国家官员，这就是“出仕”。可见，在孔子时代，士是由平民社会升入贵族阶层的一个过渡身份。

士因出生平民，又为官家做事，终日出入官邸，耳闻目染贵族锦衣玉食的生活，难免有非分之想。就如孙少平，在乡下吃糠咽菜，破布烂衫，心理无有不适。可一到县城，在城里同学优越条件的映衬下，自尊心就受到极大挑战。纵观那些落马的贪官，很多来自农村，幼时家境贫寒，他们对财富的免疫力往往不及官家子弟，至少门限要低得多。哪怕日后身居高位，与友闲谈，仍喜欢吹嘘关系、显摆权力，也是其骨子里的“卑贱”作祟。而那些官宦子弟，打小对权力与财富司空见惯，就觉得不值一提。贫富指财富多寡，贵贱指地位高低，也可引申为精神境界的雅俗。这世上有富而贱的暴发户、土豪、纨绔子弟，也有贫而贵的精神贵族。如颜渊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陃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是也；孔子“饭疏食、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是也；子路“衣敝缊袍，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”是也。贫者，要去除其根性的“卑贱”，光靠财富积累无济于事，唯有“志于道”。

孔子是历史上首位以平民身份设教传道的教育家，来孔门求学的多为平民子弟。孔子首先教弟子们“志于道”，使其贵乎形骸之内，而忘乎形骸之外。衣食之欲，是人正常的生理需求，“食无求饱、居无求安”，是合乎道的生活方式。而以衣食之恶为耻者，乃是在满足生理需求之外还有欲求，不满足于吃饱穿暖，而是想吃得好、穿得好，倘若衣食不如人，就觉得没脸见人。其穿衣吃饭有取悦他人，与他人攀比之欲，心已放逸于形骸之外，其志在名利而非道。

谋道者不必谋衣食，志之者物不能夺也。“八佾舞于庭”、“三家雍辙”等大逆不道之举，皆始于“耻恶衣恶食”，爱华丽甘脆。奢侈之欲一旦打开，岂有穷乎？士若不志于道，便有此人欲之危。

古人痛下决心做大事，皆由“耻”字而发。故曰“行己有耻”。“ 物耻足以振之，国耻足以兴之 ”，士不以其当耻为耻，而系情于衣食之间，足见其立心甚小，明代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写道：

“耻恶食恶食”人欲也。心存人欲，行事岂能合乎天理。平日里深谋远虑皆不出七尺之躯，却口口声声志道、行道，是以空言欺世，率天下而为伪者。

道不虚行，故夫子言“未足与议”，以绝之。

后记：这文章怎么这么难写，整整读、写了一天。

《论语·里仁第四》09：一心向道，不比吃穿

《论语·里仁第四》09：一心向道，不比吃穿

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从教育史的角度看，孔子是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。来这里求学问的，一多半都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。当然，大多数都还没有士的身份，尚未处在为仕的状态。

孔子教人，全在于由明道而行道，以道存身。道之外，别无所求。即便是有幸为仕了，也要以仕行道，以道弘仕。

在教育展开的过程中，孔子不断面临两个问题：一是弟子们将眼光盯在为学的外用——为政上，动不动就要谈谈“道千乘之国”的问题；二是弟子们无法脱离现实的影响，无法专注于对道的追求。就像今天的学校里，学生们相互攀比的很可能不是为学的勤苦，不是学问的精进，而是吃的如何，穿的怎样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孔子说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各位是来求学问的，唯有立志明道、弘道者才是真正在做学问，如果还拘泥在吃穿用度上，为自己吃的不好，穿的不好而纠结不已，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坐在这里的，他也难以在这里求到真学问。

孔子所办私学，以弘道为根本。一定程度上来讲，更加机动灵活一些，大体有以下两个特征：

一、入学门槛低

凡天下有志于道，志于学的学子，都可以报考。几乎不设什么门槛，据说学费也不高。他老人家自己讲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！”有好事者深入展开研究孔子所说的“束脩”，认为是十条捆拢在一起的腊肉。

实际上，孔子所办私学的门槛不高，体现在他的有教无类上，他没有孟子那样的快乐观——得天下英才而育之。他老人家认定了人人可以志于道，每个人内心都是追求上进的，凡是自觉拿着“束脩”来求学问的，没有不是追求上进的。这种自求上进之心就叫——志于道。

孔子讲“志于道”，讲的是发心，不是状态。只要你有好的发心，都可以入学，都可以来跟着老师研究明道、行道的学问。

孔门私学门槛低的另一个标志是“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”的存在。孔子将“志于道”作为他所办私学的录取分数线，这个“分数线”不高，因为处在这个“分数线”的弟子还有“耻恶衣恶食者”，他们一转脸就忘了求学、求道，而纠结于吃不好、穿不好这些肤浅的问题。

二、人才质量高

客观来讲，孔子所办私学很符合现在人们所说的弱校振兴的特征——低进高出。

孔子教育学生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——因材施教。许多学生为求“仕”而来，希望自己能“道千乘之国”。孔子便教他们回到对“道”的追求和参悟上，将明道、行道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，一旦有机会为仕了，也能借助为仕的背景行道、弘道。子贡问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怎么样，孔子引导他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”——如果能在原来的基础上，再提升一个境界会更好。子张问“十世可知也？”，孔子讲礼的代代损益规律——“虽百世可知也”。王孙贾劝孔子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”，孔子回答他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

每一个能够得到孔子教化的学生，都会从老师那里看到一个比自己先前认识到的境界更为宏大的境界。因此，孔子的弟子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——不小气。

所以，孔子才说：“未足与议也”。总是拘泥于末枝细梢，总是纠结于吃穿用度，对于这样小家子气的求道者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

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 。的意思

你好

我的答案如下：

子曰：“士志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真正的意思是：

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真理（道）的志向，就不应该挑剔自己的衣食，而专心于志，如果做不到，那么就不要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，所以是不足和这种人交谈的。隐含的意思就是和这种挑剔自己衣食的假志向的人交谈，是没有什么获得的，是瞎扯，不如不扯。

这样的例子很多：

后汉会稽太守刘宠离任时，所属山阴县五六位老人以一百钱相赠，刘婉言拒绝。最终因盛情难却，只好接受一钱。当时人赞誉刘宠为“一钱太守”。

范景文历任明朝兵部侍郎、工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等要职。位尊权大。亲朋好友纷纷登门相求，他在大门口张贴“不受嘱，不受馈”六个大字，广为告知。从此百姓便称他为“二不尚书”。

清朝江宁巡抚唐斌，安于清贫，一日三餐，常用豆腐汤佐食，百姓送他“三汤巡抚”的雅号。

后汉东莱太守杨震经过管辖地昌邑县时，县令王密送去十金，并说“暮夜无知者”。杨震坚决拒受，说：“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何谓无知？”人们因此称他“四知太守”。

三国时期魏国寿春县令时苗，出入坐黄牛车。他离任时，将黄牛生下的一头牛犊留下，说牛犊是他在任时生下的，不应该带走。人们因此称他为“留犊太守”

后汉南阳太守羊续爱吃鲜鱼。有个府丞听说后，送去两条大鲤鱼，羊续不肯接受。但那府丞老于世故，不言不语地走开了，羊续只好将鲤鱼挂在门前，已警戒那些来送礼的人。因此人么称羊续为“悬鱼太守”。

还有周总理的

的廉洁自律

星移斗转，光阴荏苒。敬爱的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个春秋了。20年前，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，顶风冒雪，哭送灵车的动人情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人们对怀念和敬仰之情，不但没有淡薄，反而与日俱增。

那么，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？这是因为，一方面，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，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；另一方面，他毕生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洁，不求索取，但求奉献，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，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，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“活着为人民服务，后也要为人民服务”的宏愿。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，构成了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，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，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。

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，也是一贯的。在此，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，列举一些具体事例。这样，难免挂一漏万，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。

（一）对待个人生活

衣着——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总是那样衣冠楚楚，风度翩翩。殊不知，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，大都穿了几十年，有的破损了，精心织补后继续穿。有一次，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，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“礼服”早该换换啦。他笑笑说：“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。”“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，别人看着也没关系。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！”他的衬衣磨破了，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。1963年，他出访亚非欧14国，到了开罗，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，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，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，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，以免搓破。大使夫人看到后，感动得边洗边流泪。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、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，已作为珍贵文物，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饮食——的家常饭菜很简单，主食经常吃些粗粮，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。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。他说：“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。”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，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，不搞特殊，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。他不仅自己这样做，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。有一次，他出差到上海，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、孩子到地方去，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，非常生气。回北京后，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：“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，吃住行等所有开支，地方一概不要负担，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，由本人自付。这要形成一种制度。”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，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。有一次，这位机长看他吃饭，掉了个饭粒在桌上，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，笑着吃了。看到这种情景，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：“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。什么叫廉洁，看看总理就知道了。”

住房——建国初期，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，一住就是26年，直到他去世。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，潮湿阴冷。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，多次提出修缮，但他坚决不同意。1959年底，趁他和出差外地时间较长，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。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叫你们修的？！”他还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影响一大片。所以，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。”按照他的要求，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、沙发、窗帘、吊灯等陈设。事后，对这次“修房风波”，他主动在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，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。”

用车——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。他说：“别人不坐我坐，我喜欢国产车。”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，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。他不同意，严肃地说：“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，我不喜欢，我就坐‘红旗’。”在用车问题上，他公私分明，毫不含糊。他去理发，医院看病，探亲访友，看戏等，都算作私人用车，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，从工资中扣交。

的基本生活要素，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，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。有位秘书说：“总理除了工作，个人一生无所他求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，更是众口皆碑。”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。

同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，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。说：“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，和他在政治上一样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。”